第三，建立新的组织形态。
西方的启蒙运动，从17、18世纪的伏尔泰、狄德罗这些人物开始，基本上都反对中世纪、反基督教的权威，他们要去神圣化。这是他没有到中国之前，到了中国以后，他说可能有两种。
他们的对话非常有趣，在一个圆桌举行，只能坐12人，不会邀请13个人，只邀请12个人之下。柏克莱则不同，他会选两名，一个是权威，另外一个是冒险。所以贝拉说，美国从杜威以后，就没有出现公共哲学家（public philosopher）。智慧又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东西，一般我们把智慧看作知识，或者对文本的基本研究和认识的更上一层楼。比如1923年，张君劢和丁文江进行了科玄论战（准确说是科学理性与人生观的论战），那时，胡适、吴稚晖都赞成丁文江的科学观点，认为科学理性发展到最后，可以解决人生观问题。
他建议以地球和生态为主题。所以，他格竹后面的理据非常坚实。就当时的孔子来说，因为没上过学拜过师，他不得不谦下。
孔子在50岁时开始钻研《周易》。对秦国人是仁政，对其他人是暴政。可惜在清朝被儒家学者发掘出来，再次以儒本墨用的手段去修改《墨子》原文。9第二、儒家高调宣扬一种：在王公大人负责管制、分配下的，人人平等亲爱、生活富足的社会理想。
刘少奇先生的文章实在得多。君王必须「信身从事」。
要以「兼爱世人，不得害人。所谓耕战，其思想根源就在官权对社会的全面管制。孟子的推恩说正是最佳表达。夷人一词在笔者这里没有任何贬义。
认为「爱无差等，利人以义，施由周始」，「皆天之臣也」。所以儒家虽然没有学问，却占据了当时的教学市场差不多一百年。原先逻辑通达、编排有序的《墨子》书被改得不知所谓了。而古之道术本有完整体系，学子们主要在仔细推敲其中细节问题。
又成为天然优越的种族中的一分子。我们把墨学训诂书写下来就可以了，把自己对墨学的理解书写下来就可以了。
只是当今部分儒生又不愿意承认而已。而墨子等手工、工商业者，还有一些农民，无论古今都属于有产者。
只要本于自心，就必然狂妄且又封闭。等到有实际内容了，原来结论是要非天子不议礼，不制度，不考文。儒家最不愿意承认商鞅的儒家身份，暴露商鞅等人是先秦儒家主流的事实。王子姬朝和老子等周室正统学问家，还有周室百工（既墨子的先人们）逃亡南下。儒家的修身，其主旨之一就是以从幼年起的孝道，修成最终的忠君。官与官相争，正好施展儒家君王权术。
阶层与阶层相争，收买其中一方做打手即可，另一方也不得不低头。所以儒和孔子的出生一样，都是残疾人。
并且将这种源自民立法和天宪的法律交由政权切实执行起来。但孔子又认为如果父母、君父不听从，还是要不违要执行之。
有产之产，指的是不依赖别人给予的职位，自行获得的财产。所以儒家必须主张差等，亲疏有别。
而且位和权，其中有名有实。高调的目的还是制造自己的神圣性。历史亡不了，只要那些历史故事还在，历史就亡不了。也只在墨家的义本于外学说里才可能成立。
儒家亲疏有别的治道之所以成功，在于使人们相争。而儒家孝道支持的君臣父子秩序，必然要求非天子不议礼。
儒家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导致他们必须把内心封闭起来。愿得吾君宠臣一人，为国人素所尊重者，使为监军，臣之令乃可行也。
这也是孔孟对华夏民族最大的贡献，他们把可能犯的错误全部都实践了一遍又一遍。如此才能使出身低下（在儒家理论中）的无产文人们通过儒学获得神圣性。
然后藉由整理分析儒生记载的那些历史，完成对华夏传统的传承。使他们保持半神资格的东西正是儒家经典，是孔子。儒法家要维护法制，总要打击贪官污吏、地方豪强。因为在他们身上没有强力的约束。
但是社会中的人们不可能实现孔子的乌托邦理想，互相之间都能有亲情或者类似亲情的强烈互爱为纽带。所以我们现在反而看到先秦儒学在不断成长。
当然，就墨者来说，我们同样尊重儒。当今的人们应该在皆天臣的前提下去谈尊重。
与任职7天既不审而杀少正卯一起，表现了孔子对付敌人时秋风式的肃杀和干净利落，杀人不眨眼。其目的不可能不是培养绝对服从的人格。